[6] Hans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Wien: Franz Deuticke, 1960, S.229. [7] Horst Ehmke, Grenzen der Verfassungs?nderung. Duncker Humblot, 1953. [8] Horst Ehmke, Grenzen der Verfassungs?nderung. Duncker Humblot, 1953, S.92. 其中文翻译参考陈慈阳：《宪法规范性与宪政现实性》（第二版），台北：翰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6页。

厂方任意地延长劳动时间，酷热季节仍要作满12小时。《辞海》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条，归结为经营腐败、连年亏折以及举措外债，导致大权旁落。

在市场经营上，毫无自由可言，企业尚无自主经营权，项目研发权，只能依据清廷旨意统驭计划经营。清廷深以为然，嘱其委托驻外公使，购买比利时科克里尔厂日生产铁100吨的高炉两座和其他配套机器设备，准备在珠江南岸的凤凰岗择地设厂。在管理上沿用封建作坊的管理制度，在人事管理上一个工厂就像一个衙门，等级森严，劳苦工人处处受把头和官吏的压迫剥削，对外国技师工程师，缺乏起码的尊重和科学态度，在心底深处抵制西人的奇技淫巧。盛宣怀虽在轮船招商局等企业坐拥相当大的资本势力和尊崇的地位，但是他在接手汉冶萍后，几乎要以公司为家并为之付出了个人全部智、识、力，直至湖北武昌辛亥首义成功后五年，带着满腔的政治期许和遗憾而悲情辞世。三年之后，这座标志着近代中国最具现代化特征的钢铁企业诞生，铁厂竣工投产。

至此，张之洞便驰电李鸿章说，包与洋人之议，已作罢论矣。{3}也是晚清政府最大投资近代民生工程落户武汉的标志。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萍乡煤矿被江西省政府接管。

由过去的官方包办一切而变为官督商办，即官方不再行经营管理事宜而交由市场化的商人主办铁厂事宜，政府唯行督导之能，从而给这个濒临衰竭的企业注入了些许的活力。[15]《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14]参见：1910年10月5日《时报》。遗憾的是汉冶萍作为晚清洋务工业化运动的代表，还是未能赶上宪政发展的趟：是汉冶萍公司联营产业基地孵化的不是时候，还是中国宪政发展和努力实在太迟缓？ 其实，洋务运动的种种弊端，肇起之初就曾引起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不满。

[3]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出一批带有某些激进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官绅代表人物，形成了一个标榜自强求富，要兴办洋务事业的封建官僚集团，在工业技术上摒弃将西方的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井蛙之见，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法治思想和政治理念上，大胆吸收和移植西法，从国家法（宪法）到经济法，鹜赴云集般地兴办了江南制造局、汉阳枪械厂等10余家军事工业和上海轮船招商局等20多所民用工业企业。[4]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开办河北磁州铁矿，但因运道艰远，加之购买英国的机器设备不全，只得作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得到了一时的缓解，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出现了昙花一现的虚假繁荣。其实，时人作上述归结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从更全面的视域以观，或可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而所持这种股份发展动态的背后却始终没有最基本的公司法进行规制和管理，往往依靠的是个人的官品权威或是传统把头式职权来管理联合企业，显然与国外的大企业相较，就差了一截。醇亲王及张之洞等人提出修筑卢汉铁路的建议，该建议得到了清廷的支持。

它同洋务运动初期创办的一系列官办企业如出一辙，不是先天营养不足，就是后天或缺统一的民商私法观念和管理规范。自此，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使用世界一流新式机械设备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工厂的兴衰对他们来说，就像宇宙中最遥远的恒星距地球那样远。诸如官办时期、官督商办时期、官商合办与商办时期股份变更和比例占有是大不一样的。

终因运输不便，资金不足，燃料缺乏，加之经营管理不善，进展一个半月就被迫停产。因为根本的制度设计与国家体制革新改造，本质上就不再是洋务官员和地方大吏检讨和思考之事了。

这一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人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

汉阳铁厂投产后不久，就爆发了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的中日甲午战争。湖北枪炮、炼铁各局厂经营数载，糜币已多，未见明效。值得指出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末期起，洋务派创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但无一获得持久的成功，原因何在？从清廷总理衙门到地方封疆大吏，很少有人去理性地反思和检讨真正的原因。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是盛宣怀，对他的研究一直是辛亥革命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他们丝毫也不想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甚至连某些环节的改变也不愿意。当然，李维格作为局中之人，且著文于民国初年，所以备受研究者所重。

汉冶萍公司作为民族工业近代化的标志，在初期的改革上还是成效大显：招附新股1300多万元，部分地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光绪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督办卢汉铁路南段。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1895. 11. 2） 三天后，张之洞回复总理衙门电，表达悉心遵办汉铁及其枪炮厂的心志和筹集经费，感悚莫名，又不得不克服困难的个人努力恭读十六日电旨，感悚莫名。它的兴衰源自于它那个时代法治规范的缺失，那个国家整体宪政制度的全无。

化铁炉之雄杰，辗轨床之森严，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这种情形，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其结果，只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着的。

[11]然而，它却始终步履蹒跚，最终不可避免地还是走向晚清洋务工业化失败的同一归宿。汉阳铁厂的总投资在588万两库平银以上，投产后两年间开支达160万两，而销售额只有24825两，仅占开支的1.6％。人们往往会从一个企业自身内部管理寻找原因，很少从更宏观的视野寻医企业的病根。兹据奏称：中国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历年耗费不赀，一旦用兵，仍须向外洋采赡军火。

另一方面，对张之洞抛出的绣球，他又很难不为所动，便积极地向张之洞出谋献议。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1908年，经清廷农工商部注册，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初建时，张之洞曾有意由盛宣怀出面经理。

这里从总理衙门与张之洞的电文中往来可察其一番秋色： 总理衙门电张之洞：奉旨，近闻湖北铁厂采煤合用，大炉业已烧通，每年可出快枪七八千支，铁轨尤易铸造。笔者以为李维格在《汉冶萍公司历史说略》一文中将其原因归纳为5点是比较中道客观的： 东亚创局，事非素习，自张盛二公以及二公前后所用之人，无一非门外汉，暗中摸索，何能人室登堂？官款不继，后招商承办，……又以张公铸成大错，……指摘之不遑，何来附股？及至三十四年新厂告成，铁路渐兴，始有大批股份投入。

从民国十年（1921年）起，汉阳铁厂停止炼钢，三年后，3号、4号高炉停产。面对这个沉重的打击，张之洞顿感心力交瘁，便下决心实施其早已拟定的经久之计：将铁厂招商承办。[13]像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以及盛宣怀等人，当然清楚这个本所指什么。本应该位列亚洲前茅的近代钢铁煤一体化巨型联营企业，为何短祚而亡，其国家应该担当的责任或是法治缺失，是今之官与商不得不认真思考的。

公司还不失时机地购置开办了一些附属厂矿，投资兴办了一些中外合资企业以备民生之需，并由此进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彼资日增，我力难继，必至喧宾夺主，甚为中国惜之。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洋务最具影响力的李鸿章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洞才庸智浅，惟有矢此愚诚尚堪自信，敬当懔遵圣谕，事事求实，不敢妄费，不容欺蒙。

它的傲然人世以及选择悄然离世无不与它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国家民主法治运行状态息息相关。当时国内仅有的两座日产量为450吨的高炉，总共只生产了26个月，生命之短祚为世界所罕见。